二、忍痛割爱莫斯科惜别孺儿,日夜兼程回国筹备“一苏大”

  周月林又名周秀英,19061227日,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。4年后,母亲生了一个弟弟。为减轻负担,她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。9岁,父亲将她接回上海,送入一家纱厂做拣纱工,在苦难中觅食,养活自已。17岁时,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。1924年,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--工友俱乐部,开始接受革命理论。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,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,坚持罢工77天。她鼓动女工姐妹们参加大罢工,带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。在这次大罢工运动中,她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,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 

如火如荼的革命,不断激励、陶冶着周月林,也催生了她的爱情。在艰险的斗争中,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,与自己同龄的张佐臣相爱,结为夫妻。192610月,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,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。那时,她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。危急之中,党组织让她迅速转移,1926年秋,年方20岁的周月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。

不久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·一二反革命政变,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张佐臣,首当其冲,不幸被捕,英勇就义,牺牲时年仅21岁。

海参崴,地处中苏边界。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桥头堡。在海参崴党校,第三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班,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。

北风凛冽,西伯利亚的寒流刺骨,一般的南方人很难适应。身处异国,举目无亲的周月林,进入党校不久,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、政治老师梁柏台。得到了他的关心照顾,孤独与寒冷中,她迎来了情窦重开的花季,与梁柏台一见钟情,经组织批准,不久便结婚。婚姻,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,一年后,学业结束,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。周月林担任了华工俱乐部主任。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,从事司法工作,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。

即使是天涯海角,总有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,牵系着赤子心。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,传到苏联。周月林、梁柏台与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朋友刘伯坚、肖劲光、刘伯承,经常相聚畅谈报效祖国的愿望,几回回谈得热血沸腾、壮志凌云。那时,来往苏联的任弼时、叶剑英等人,也专门来过他们家小聚。

天下者,我们的天下,国家者,我们的国家。设计未来,两人豪情满怀,希望尽早归国施展才能,也就愈加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。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那时,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。中共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:未得中央的许可,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。为此,梁柏台多次写信,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、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,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、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,给予办理手续,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。

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,提高素质,等不及的周月林,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,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。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,其中有各国共产党派驻代表。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、邓中夏。当时,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,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。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共产党党证。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,周月林见到邓中夏,直截了当,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。邓中夏也很干脆,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,又叫做东方大学,其时,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。

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,还设有两个特别班: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,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,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,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。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,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,但年纪较大的人,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“三老,即林伯渠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。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,也在这个班,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,由此,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。

中国班里,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。

国内红军发展到十多万,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,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、召开一苏大会,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……种种信息,时时激励同学们,纷纷要求回国。在大趋势面前,第三国际东方部,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。那一阵子,国内打仗,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,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。可是,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,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,要成立苏维埃政府,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。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、婚姻法、土地法等等法律,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。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。

1931年初,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,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。来过几次,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,也在一旁帮着说话: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,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,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……

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,对呀,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,必须制定一些法律,制定了法律也还要懂行的人执行,没有一个法律专家,遇到问题不就乱来了吗!于是,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国,态度也很和蔼,关心地问: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,还有什么困难,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?

梁柏台十分高兴,立即回答:希望尽快回去。我自己倒没什么困难,可是,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。我一走,他们怎么办呢?

这方面的问题,历来有规矩,东方部的领导说:你的妻子,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国,两个孩子不许带走,由我们负责送进国际幼儿园。

国际幼儿园地处莫斯科南郊,又叫做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。192981日建成,也称国际红日儿童院,或国际八一儿童院。国际儿童院,确实很国际,按规定,里面都是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子女和烈士子女。其中有铁托的儿子扎尔戈,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……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有: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、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、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等。后来,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、毛岸青,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、女儿刘爱琴等也在此学习。其中,梁柏台、周月林的女儿、儿子,是较早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的孩子。

回国,意味着团聚,也意味着分离。两个那么小的孩子,一齐留在异国,叫做母亲的怎么割舍得下呢!孩子是我们的,为什么不能带回国去?周月林百思不解,决定去讨个公道。为此,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,要求让他们带两个孩子回国,实在不行,带一个回国也行。

他们的要求,遭到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的断然拒绝,理由很简单却很革命:你们回国,是去干革命工作,又不是叫你们回家去带孩子!

周月林、梁柏台在苏联生了两个孩子,大的是女儿、3虚岁,名叫伊斯卡拉,火星的意思。小的是儿子、才2虚岁,取名叫弗列(伟烈),是从列宁的名字中,取出两个音,拼成的名字。

告别的时刻,也就是生离死别,可能永远不再见。他们夫妻俩,心里特别难受。上了汽车,默默无言,只有泪水在不停地流淌。

汽车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驶了许久,梁柏台突然开口,说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话:他们说得对,我们回中国是去干革命的,孩子带回去干什么?要孩子有什么难,以后到中国,不是又可以再生……”(卜谷)

福德幸运快3